该案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46]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德日在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为权利保护必要性或者诉之适法性提供了两造辩论、诉权防卫的环节，对于缺乏权利保护必要性者，以判决驳回而不是裁定驳回。[61]这就导致，如果驳回起诉意味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那么在立案阶段法院同样能以不予立案应对诉权抛弃后再行起诉的诉权滥用行为。
再次，在诉权未被否定的案例中，除去明确认为诉权处分不影响诉权行使的案例以外，大部分案例中基于息诉罢访协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诉权被否定但回避诉权处分问题的案例认定的案件事实，也没有本质区别。故原告关于房屋征收补偿的损失至协议签订之日起已经得到了全部解决，其在已经取得房屋征收补偿的情况下，现再次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赔偿，于法无据……。[3]本文所使用的息诉承诺一词，并非严格的规范概念或学理概念，而仅为行文简便，概指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息诉承诺书息诉保证等等具有诉权处分效果的行为。根据最高院的裁判思路，息诉罢访承诺、保证或协议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对诉权的自愿抛弃。法院应依职权对协议在权利损失填补的处置上作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审查，不仅能防止行政机关借息诉罢访协议解除相对人的诉讼武器、实质架空其权利，也能防止行政机关在意思自治的名义下规避司法审查。
制度功能上的内在张力，决定了行政诉讼侧重维护公法秩序时，诉权处分的效果应受限制。[71]比如，在德国行政法上，行政行为侵权事实本身是否合法，需要由行政法院来进行审查确认，而损害如何填补的问题则需要由普通法院来审查。然而，卢曼强调风险本质上是系统在执行特定功能过程中自我认识与决策的结果，它每一步基于之前的认识所做出的决定都会同步影响另一个系统对此的反应，但由于系统都只按照自己内部的自我指涉系统来操作（如法律系统只按照合法/非法的二元代码来处理信息），从而导致不同的系统对风险是否存在及其大小的感受不同，由此采取的行动也就不同，这反过来又产生和加剧了新的不确定性。
（4）对于经济领域的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保障和监管。虽然明确性的要求是保障法的安定性，但不是所有的规范客体都是以相同的程度来实现此要求。一般来说，如果一项基本权利的直接行使较易产生公共影响甚至危害其他法益，那么国家对其立法进行预防的行为不需要特别条件。在某些风险领域，宪法重在协调。
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至少比立法者被迫制定不切实际的规定或根本不予规定这两种有损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式要更好——是必须加以容忍的。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方面，在德国法上又叫可能形成之风险的种类。
第二，如何明确国家风险预防义务的宪法界限，国家在履行该义务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如何接受合宪性审查，以确保宪法教义学的更新不会背离立宪主义的根本立场。可见，风险与剩余风险的界限并非认知与概率的问题，而是规范与评价的问题，是立法者经过价值判断与权衡后，决定放弃对一部分法益的保护而享受风险所带来之未来收益的结果。该条款可以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解释、行政裁量和政策制定时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依据。（三）预防义务的裁量基准 尽管预防义务的规定难以避免不确定法律概念，但宪法仍然要求立法者提出必要的裁量基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必须在理性的裁量架构中展开。
从剩余风险的平等承担看，这一做法值得从宪法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法律为交易平台设定如此繁重的义务，却没有相应规定其享有的权利，让平台承担大量传统政府应该承担的监管职能，将虚拟经济存在的剩余风险由交易平台来一力承担，有违反平等原则之嫌疑。要求被控制对象必须努力达到某个目标或避免某种结果，如法律要求企业事业单位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而此种义务的概念类型、内容体系、合宪性审查必须在社会理论基础上进行法教义学的提炼与更新。而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住宅权、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等基本权利则不会产生明显的外部性，国家以预防为名对其进行法律限制需要按照宪法规定的条件或遵循法律保留来明确适用条件，否则就会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犯。
此类风险预防偏重通过主观评价与分析，运用系统思维来促进不同领域的协同发展。例如，《宪法》序言对于我国社会整体系统避免风险明确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四，客体要件：证明什么？对于预防手段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手段与目的具有关联性应该在哪个时间点来判断，是以法律制定的时点还是以合宪性审查的时点为标准？预防手段能否有效往往取决于特定时期的认知和技术水平，所以会出现立法时与合宪性审查时预防手段效果不一致的情况，而传统学说认为应该以合宪性审查时的判断为依据，但这种学说适用于审查预防行为时显然又过于机械，违背预防行为内含的变动必要性与反思合理性。《食品安全法》第42条要求相关主体按照环节与流程来明确风险点。
从表面看，虽然上述三类手段都没有对基本权利主体产生直接强制的效果，但是如果现代国家通过信息、价格、数据等要素来广泛影响市场，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改变特定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条件来间接改变其行为和心理状态，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自由意志也就有被监管机构实质支配的可能。对于强制命令型的预防手段，该标准适用比较容易。从而，对损失的观察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潜在损失，它与系统对自我决定的观察和判断有关，这种损失就是风险，由系统本身的决定和决策造成。所谓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是企业鉴别、评价和控制食品安全危害的一种体系。（3）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判断是否构成更小程度的限制可以从限制的范围、后果、持续性三个要素展开分析与比较。
对于非强制型的预防手段，则需要比较和分析此种手段的社会成本，如食品安全领域中的有奖举报和惩罚性赔偿是否会增加经济成本，催生职业打假人而增加社会治理成本，都需要考虑。2. 产生支配效果的激励—诱导型预防手段 此种手段基于信息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双重属性而被现代法律广泛采用，并可以在教义学上进一步分类为：（1）基于风险监测与评估目的。
直接使用预防概念的典型是《德国基本法》第20（1）条的环境保护国策。对于预防行为，第一个要件在法律上比较容易查明，但第二个要件中什么是预防的急迫性程度则难以从法律上直接进行判断和阐明。
摘要 人类已经步入风险社会，预防重大风险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底线思维的要求。《宪法》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正是要求我们统筹兼顾不同所有制经济，这也是降低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与预防风险的重要顶层设计，任何走极端、孤注一掷的做法都会出现颠覆性错误。
未来包括无限的不确定与可能。例如，《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由此，行为与结果之间不能确证因果关系的情况是风险，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确定因果关系、只需判断这种因果关系的现实概率的情况则是危险。第二，由于产生风险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中国宪法上规定的风险领域是不同的，因此宪法对其采取的预防手段也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预防义务的宪法教义学进行概念解释与体系建构。
2. 风险预防义务的反思—协调—学习规范体系 中国宪法对很多领域的风险预防，往往强调该领域通过自我反思来协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并积极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信息来调整自身行为。《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例如，《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结合学理和我国宪法文本，这些裁量基准应包括五项要素：（1）风险领域的特征。
由于科技的影响，法教义学最初对危险与风险的区分的确集中在能源、环境、食品、基因技术等领域，但风险的本质是社会子系统认识和行动的双重不确定性，而每个系统都处在不停地认识与行动之中，因此社会各个系统既是风险的制造者、受益者，也是风险的承担者、受损者。第二，该法益通过限制基本权利而实现的急迫性程度如何。
总之，虽然卢曼与贝克的风险社会学在理论关怀与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二者都从不同方面揭示出现代风险社会是古代阶级社会根本结构性转变的结果。《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至于什么是保护以及改善到何种程度，同样属于立法者面向未来的形成空间。在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卢曼和贝克两位重要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揭示风险世界观的基本成因和特征。例如，《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例如，《宪法》第7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危险则是由客观环境带来的、被系统捕捉与发现的现实存在，因而是一种已然的损害，需要予以消除和克服。
中国宪法文本蕴含的整体风险观揭示出两点重要结论：第一，我们要超越应对科技和环境风险的狭隘视角。在社会理论看来，风险意识的形成是人类世界观重大转变的表现，是人与环境、人与自身关系重大调整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对工业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
主观要件则是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收益之间的价值权衡。但这个过程本身是多个系统交互影响、形成合力的过程。